提 要

前言

    1998年夏季，我国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抗洪斗争中，我国半个世纪来建立的防洪体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既发挥了很大的效益，也暴露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深刻领悟98洪灾留给世人的启示，建设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更为完善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为21世纪我国16亿人口及可持续发展创造安全的国土条件，是水利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98抗洪，最突出的特点是严防死守、死保死守。除了少数有碍行洪的江洲民垸主动放弃之外，万里长堤，寸堤必争, 不惜一切代价，固堤护堤、加筑子堤、查险排险、抢险堵口，抢筑一、二、三道防线……。严防死守，在98抗洪中，不是局部性的战术手段，而是全局性的战略抉择。

    98长江抗洪，是实力相当的保卫战。战线之长、持续之久，类似于1954年。从1954年的防汛手段看，当时流域中没有可起调峰作用的水库，堤防低矮破旧，7月份起，大量堤防相继溃决弃守，为保武汉与荆江大堤，被迫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分洪措施。全流域受淹面积达30000km²，分蓄洪水总量达1023亿m³。今年长江洪峰虽多，一方面通过积极调度有关水库调峰错峰，使荆江河段洪峰流量被有效地控制在河道规划行洪能力的60000m³/s左右，另一方面依托1954年之后加高加固的大堤，靠百万军民严防死守，排除险情6000多起，遏止了许多恶性溃堤事件的发生；依据准确的洪水预报与分析，尽最大努力不实施主动分洪。长江干堤仅九江发生意外溃决，经全力封堵，有效控制了受灾范围。今年长江流域受淹面积5600km²，不到1954年受淹面积的1/5，如果不是严防死守，受淹范围一定更大得多，损失还要惨重得多。

    98嫩江抗洪，是实力悬殊的保卫战。嫩江大赉水文站有记录的最大洪峰流量是1969年的8810m³/s，并以此作为嫩江大堤的设防标准。尽管今年大赉水文站最大洪峰流量达到了16100m³/s，抗洪战略上仍然选择了严防死守。其中吉林省作到了国堤全线无一处决口，被誉为创造了奇迹；黑龙江省在肇源溃堤的情况下，连抢数道防线，保证了大庆的安全。油田原油产量仅减少2%，严防死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严防死守，在我国1998年大江大河防汛抗洪斗争中，之所以上升为战略性的抉择，是我国现实国情和防洪工程体系特点决定的。

    一般来说，江河防洪工程体系的建设，是考虑“上拦、下泄、两岸分滞”的。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条件看，? 水库调洪能力有限。我国人口众多，水库设计时，防洪库容的增加就受到移民量大的限制；汛期水库过多超蓄洪水，给库区群众亦造成很大损失。尤其在汛期长、雨量大、洪水峰峰相连的情况下，水库调度十分困难。今年，清江隔河沿水库对减轻长江第三、四次洪峰的威胁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当第五、六次洪峰接踵而来时，水库已被迫泄洪；­ 河道下泄能力难以扩大。我国大江大河中下游平原河道长、比降平缓，通过河道整治扩大下泄能力，工程量大而收效往往甚微。海河流域1963年大水后，人工开挖了一系列直接排洪入海的减河，但由于淤积，河道的行洪能力很快都萎缩了。河道疏浚，恢复保持行洪能力，需常年坚持，见效非一日之功；? 两岸分滞阻力重重。分滞洪区人口大增，既缺少安全设施建设，又缺少可操作的补偿政策。如荆江分洪区人口由1954年的17万增长到了51万，安全区并不安全（今年孟溪大垸溃堤便是实例）。一旦实施主动分洪，分蓄洪区人民将付出巨大的牺牲，国家将背上沉重的包袱。

    因此，堤防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中占居了特殊重要的地位。一堤隔着两重天，一边是太平世界，一边是水毁家园。只有保障了堤防的安全，才能实现“三个确保”。严防死守，在我国现有国情与堤防条件下甚至被提到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及“与大堤共存亡”的高度，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轻言放弃。

    严防死守，实质上就是在我国堤防标准与可靠性尚不够高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和多年积累的抢险经验，采取临时加高、加固、除险措施，保卫堤防安全，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河道、湖泊的行洪与槽蓄能力，尽可能减少淹没范围，减轻水灾损失。分洪水量一减少，河湖水位必然抬高，又加大了严防死守的难度。万里长堤，险象环生，没有不断强化的严防死守，必将发生更多的毁灭性的灾难。因此，严防死守，是符合中国国情与群众愿望的抉择。中国虽大，但人口众多，保住一块算一块，实在是无处好淹了。

    严防死守，效益大，风险也大。? 大江大河数万公里的堤防，大多是在历史遗留下的老堤上加筑而成的，大堤基础条件复杂，堤身基本都是土堤，质量低，隐患多；­ 大江大河堤防大多以既往最大洪水水位线加一定超高确定堤顶高程；但是在不同降雨分布与干支流洪水组合条件下，加上人为调控与河势演变，不同河段洪水位在同流量下会有较大变化，在分流少的情况下，水位抬高是普遍的现象。今年部分河段洪峰水位就超过了堤顶高程，不得不抢筑子堤挡水。但是，子堤仅在实际洪水与堤防设防标准处于临界状态附近时可以临时发挥挡水的作用。土堤一旦过水，后果十分严重；? 从引水、排水、交通等各种需要出发，江河堤防上有大量的穿堤建筑物，加大了堤防隐患；ˉ 江河堤防在规划上根据保护对象的重要性，采用不同的标准，标准偏低的堤防严防死守的压力显然要大得多，严防死守的投入与堤防建设的投入成反比例；° 堤防战线长，工作量大，受社会与经济条件的约束，难以在短期内全面加高加固；± 堤防可靠性受基础质量、洪水浸泡时间与河势变化影响很大，有些险情在没有足够物料和设施的条件下，非人力可以扭转；2 对于特定的河流而言, 特大洪水发生的机率是稀遇的，决策者的经验是有限的, 尤其在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的情况下, 决策失误有增大的可能性。抢险的任何环节出现失误，都将导致功亏一篑。

    98大洪水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国的堤防建设必须加强。严防死守，实际上是保障堤防安全的一种形式；没有40年水利建设的基础，今年的严防死守也难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如果水利投入稳定一点，水利建设搞得更好一点，今年严防死守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98长江大洪水，武汉上下河段，水位普遍超过历史最高记录，加上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堤防险象环生。虽经严防死守，堤防标准偏低的民垸，仍有2600多处溃决，转移救援200多万灾民。

    洪水是河流的自然属性。任何一条河流的面貌与其洪水的特性，都是在其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长期塑造的结果。天然河流的行洪能力，通常是由其常遇洪水决定的。超常洪水发生时，洪水就会漫溢出槽，形成天然的洪泛区，使过量的洪水经过调蓄之后，再归槽入海。现代社会中，洪泛区人口、资产密度的提高，是世界各国水灾损失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随着受堤防保护范围的扩大，排涝能力的增强，以及城市化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河道洪峰水位抬高，已有堤防防洪标准相对消弱，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是，不同国家的防洪减灾理论与对策，有着很大的差异。

    美国与我国一样，有大江大河，洪泛区范围广，有可能发生持续数月的特大洪水。早在50年代美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尽管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防洪工程的建设，但水灾损失仍然有增无减，其原因是洪泛区土地无约制的开发利用。有经济学家指出，政府用于防洪工程与救灾的费用，是全体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少数人跑到洪泛区里去发展，却要全体纳税人为他们提供保护，替他们承担风险呢。于是，美国将加强洪泛区管理列入了防洪减灾的体系之中，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洪泛区开发利用的法规，几经周折，建立了国家强制性的洪水保险制度。其思路是，洪泛区土地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洪水风险越大的地方，保险费率定得越高，可使洪泛区的诱惑力降低; 未参加国家洪水保险的人,受灾后,不再获得联邦政府的救济。此外，对土地利用方式、建筑物构造方式等都作了与防洪有关的法律规定。美国地广人稀, 洪泛区中的人口至今不过才3000万。199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发生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洪水，疏散灾民仅54000 余人。美国人不需要冒太大的洪水风险。

    日本是洪水灾害严重的国家，在占国土总面积10%的受洪水威胁的区域中，集中了全国50%的人口和70%的资产。这一组数据与我国几乎完全一致，而其人口密度更是我国的两倍。日本人的防洪理论就没有美国人那么潇洒了，对于洪泛区土地，也是寸土必争、寸土必保。从1959年伊势湾台风水灾造成5000人死亡的惨剧发生之后，日本政府紧急制定了《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及解决相应财源的《治水特别会计法》，随后又相继出台了《灾害对策基本法》、全国《防灾基本计划》与《新河川法》等，确立了治水事业有计划实施并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的体制。从1960年起，日本已不间断地完成了8个治水事业五年计划。其中第2～6个五年计划期间，治水投资随经济发展几乎每隔五年就翻一番。70年代中期，针对城市化加剧水灾风险问题，日本又建立了综合治水特定河川制度。目前，日本已建成了高标准的防洪工程体系，将水灾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0年代的10%左右降到了80年代以来的0.2%左右。日本是以高投入为其国民创造出了相对安全的国土环境。

    与美、日等国家相比,我国的防洪形势要严峻得多(见表1)。我国的江河,除了山区性河道之外,几乎都在堤防的紧紧约束之下, 早就没了洪泛区的概念。所谓的滩区、行洪区、蓄洪区、滞洪区等, 也都是指有人居住、被堤围护的地区。我国洪水高风险区的开发和利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 早已不存在美国那种限制开发的机遇。在巨大的人口与粮食需求的压力之下，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约束之下, 我国不可能完全放弃洪水高风险区的开发和利用，也很难在短期内大幅度全面提高防洪标准。过去由于投入不足，欠帐太多，某些地区水利建设新增的防洪能力，甚至难以抵消自然环境演变以及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

表 1 中、美、日三国防洪形势的比较

98大洪水的严峻局势启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洪水风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受灾区域本身。大水袭来，举国牵动，在洪水高风险中谋生存、求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不能陶醉在已有的水利建设的成就之中，也不能由于一些年份未发生重大的水灾就淡漠了水患意识。长江流域防洪工程是按防御54年大洪水设计的，但是44年之后，流域性洪水真的再来时，我们仍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年长江的洪水，如果真重现了1954年的雨情，水灾恐怕还会严重得多。水利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首位，必须要有名有实。各行各业在发展中，也决不可忽视了洪水风险的影响。

    98抗洪实践表明，凡是多年来投入多、基础好、标准高的堤段，严防死守的压力就小，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强。吉林省自1992年以来连续数年加高加固堤防、并采取了模袋护坡等新的技术，可以说是为取得今年嫩江干堤不决口的奇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南京市考虑到城市发展的需要，经过数年努力将城市防洪标准提高到了百年一遇，今年汛期安然无恙。

    大灾之后必有大治。98抗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我国政府已经考虑到灾后要加大水利建设的投入，加大治山治水的力度。痛定思痛，举国上下提高防洪标准的呼声高涨。水利系统需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肩负重任，全力以赴，绝不能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防洪体系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如果不能正确地把握机遇，大灾之后必有大治，也可能搞成一锤子买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日本在本世纪上半叶的明治时期、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曾经3次制定治水计划，每次都是大灾之后有大治的模式，但是，三次计划历经波折，均未能如愿完成。其原因或者是由于计划过于庞大，治水投资增加过猛，几年之后，与其他行业发展的矛盾加剧，国家财力不支，计划难以为继；或者是由于社会政治因素的冲击，治水计划被迫暂停或终止。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水利事业停滞，山林具毁，河川失修，防洪能力低下，一时水患频仍。1953年，日本内阁设置治山治水对策协议会，提出了《治山治水基本对策纲要》供国会审议，结果未获批准，理由是国家没钱。直到1959年，以伊势湾水灾惨案为契机，加之国民经济已经复苏，治山治水才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这次虽然仍是大灾之后才有大治的模式，但日本人已经聪明起来。先立法，确定河川分级管理的体制与治山治水投资的来源及比例，再以1953年《纲要》作为长远目标，提出近期实施的目标有限的十年计划，以后改成5年计划，并连续不断地实施下来。同时，在国家的科研计划中，灾害研究被提升到最高等级。随着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日本终于走上了依法治水、计划治水、科学治水的正道。近40年来，尽管日本政坛风云变换，经济上也遭遇过70年代全球性能源危机一类的重大打击，但治水事业有法律的保护，始终未出现大的波折。为了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给国民创造安全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日本设立了国土保全事业，包括治山事业、治水事业、砂防事业（水土保持）、海岸事业、急倾斜地崩坏对策事业（滑坡与崩崖）、下水道事业、农地防灾事业、地盘沉下对策事业等，实施国家长期有计划按比例推进的方针。从60年代以来，国土保全事业投资每年占国家一般公共事业投资预算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25%之间，其中治水事业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比例在60%左右。

    相比之下，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经历过艰难曲折的路程。80年代，是我国医治文革创伤，经济恢复重建的十年，国家百废待举，财政拮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之后，中央控制比例过小，地方投资偏于短平快的兴利项目，公益性见效慢的水利投资大幅度削减，许多重要的防洪工程被迫停建、缓建，水利工程建设不配套、老化失修等问题层出不穷。

    90年代以来，我国水利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水灾损失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迅速恶化。党的14届5中全会把水利摆到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水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八五”期间，水利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比例由“七五”期间的2.3%提高到2.8%，其中地方自筹比“七五”增加4倍，在水利投资中的比例上升到了29%。从1993年提出创建水利“五大体系”以来, 摆在首位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水利投资体系已初步建立, 《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由国务院颁发, 各省(市、自治区)有的出台了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办法, 有的出台了筹集水利建设专项基金或防洪保安资金的规定。从1998年1月1日起, 《防洪法》开始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防洪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如果说, 91江淮大洪水以来连年水灾所起的作用, 是唤起全民的水患意识, 促进水利体制的改革, 把水利推向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的首位的话, 那么98长江、嫩江和松花江的特大洪水, 则更是自上而下把水患意识的普及推向了高潮, 进一步揭示了我国防洪形势的严峻性和持久性, 深刻说明,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防洪工程建设需要不断加强, 需要重新审定长远的目标, 并有计划地逐步推进。当前特别需要作的是对98大洪水进行认真的调查, 对水利体制改革以来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不足进行全面的总结, 尽快使有关法规完善配套、增强可操作性, 以法律形式明确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在水利建设、以及水利建设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中适宜的投资比例。这才是真正符合社会以及水利自身发展规律,从根本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98抗洪, 南北摆开两大战场, 生命财产、社稷安危唯系一堤。沿江军民万众一心保家园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 赢得了世人的瞩目, 但是也暴露出我们防洪手段原始、防洪体系单薄的不足。一旦堤防溃决, 缺少减灾的措施和应急的预案, 老幼妇孺病残, 全靠登屋上树逃生, 苦等救援, 伤亡在所难免。

    洪水灾害是随机性很强的事件。一个区域中, 水灾的损失及其影响, 不仅与洪水发生的规模与几率有关, 而且与区域系统的防灾能力及承灾体的特性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仅水灾高风险区域人口资产密度提高, 存在水灾损失增长的危险; 而且由于社会网络结构的形成, 水灾损失影响波及的范围, 远远超出了受灾的区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必然日益提高, 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角度来看, 洪水风险总是呈现增大的趋势; 只有不断强化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才可能抑制这种不利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抗洪实践表明, 要完全消除洪水灾害既不经济，也无必要。以下提出若干思路以供参考。

    1、回避风险: 即考虑如何将怕淹的贵重的物品永久性或临时性地安置在可能最高的洪水位之上, 或转移到可能受淹的范围之外; 水深不大又无法抬高的物品，可以考虑采取隔水措施；水深很大无法转移的物品，可以考虑用不透水材料封装，一时泡在水里也不要紧。

    2、降低风险: 合理规划实施一定的工程措施, 设法减少淹没发生的几率和淹没的范围、降低淹没的水深、缩短淹没的历时、削弱泛滥洪水的破坏能力等。

    3、分担风险: 如通过保险、救灾储蓄、互保共济、社会捐助、受益补偿、政府救济或救灾贷款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化, 将无法回避又难以承受的风险在时间或空间上分散开来, 降低成可以承受的风险。

    4、提高承受风险的能力: 根据水灾风险的特点, 对建筑物与资产的结构、材料与布局等进行处理或调整, 增强耐淹能力, 可以减轻受淹后的损失。以往对洪水高风险区总是采取限制经济发展的措施，希望通过控制资产密度达到减少损失的目的；其实，经济发展了，受灾损失可能增加，但同时灾中自救的能力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能力也增强了，只要措施得力，“得”是能够偿“失”的。

    5、提高风险的预见能力：由于地理环境与工程条件的改变，区域的洪水风险分布特性可能发生变化，如同流量下水位抬高、堤防质量的变化等。风险的预见能力包括风险统计特征的辩识能力与实时险情的预报能力，以及损失的评估及其影响的评价能力等。比如高风险区中的群众，该撤的没撤是损失，不该撤的撤了也是损失；撤不及时是损失，撤太早了也是损失。风险预见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现代化的雨情、水情、工情、险情、灾情的监测、通讯及信息处理系统的发展。

    6、提高风险的应急能力。洪涝灾害具有突发性。有应急预案、必要的准备和训练，受灾区域的自救能力就会提高；外界救援的速度与投入力度就可能恰到好处；否则效果可能恰得其反。灾后防病防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也都需要周密有效的应急方案。

    7、避免人为加重风险。在洪水高风险区中发展却丝毫不考虑减灾的措施，盲目与河、湖争地，人为设置行洪障碍，加剧水土流失，向河道倾倒垃圾，穿堤工程及河道工程危及堤防安全；防洪工程的不合理规划，施工质量低劣，管理维护失职，汛期调度失误，水库溃坝等等，都是人为加重洪涝风险的实例。

    98长江抗洪实践表明，在经过严防死守确保了长江干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面对大量的灾民、我们仍然面临繁重的灾后重建工作。尤其是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讯、计算机、金融等网络系统，更需要加强全方位的保护。世纪之交的这场大洪水，帮助我们对已有防洪体系的能力作了全面的检验，同时也告戒我们，随着21世纪16亿人口高峰的到来，我国的防洪体系还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全方位高层次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需要，又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98抗洪的胜利，从许多方面向世人显示了科技进步的力量。在灾后，我们还将面临艰巨的堤防除险加固、水毁工程复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繁重任务。同时，98大洪水也为我国的防洪法规的完善、防洪规划的调整与防灾科学技术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课题。

    1、严防死守，必需要增加科技含量。随着防洪体系中堤防地位的提高，不仅堤防防渗、加固、查险、排险、堵口等硬技术的发展需要加强，堤防风险评价等软技术也需要大力发展，内容包括堤防体系的设防标准的合理性评价，堤防安全度评价，堤防溃决危险性评价等，为科学地指导严防死守提供依据。同时应该加强堤防险情的应急预案的研究，包括针对不同堤段可能出现的险情的类型，制定排险堵口预案，预备所需的物料和人员；针对万一堤防溃决的情况，设立警报发布系统、居民避难救援系统、灾民安置系统等，考虑是否必要及如何抢筑临时防线等。

    2、98抗洪中基本没有实施主动分洪，真要实施主动分洪的话，麻烦还比较大。因为《防洪法》中规定，分洪区一旦使用，直接受益的地区和单位应当承担国家规定的补偿、救助义务。而受益地区的界限在哪里、补偿的标准如何定，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防洪法》还规定，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应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但是，评价的内容、方法与标准等均有待研究。再如今年吉林西北部受淹，是由于黑龙江和内蒙堤防溃决造成的。要避免这种损失，法律上该作出何种规定呢？

    3、防洪体系的规划与防洪标准的提高需要全面研究和论证。今年长江流域灾情严重， 但是干堤并没有出大的问题，大量的溃口都出在支堤民垸上。为了减轻灾害的损失，防洪体系的规划中诸如干流与支流的治理进度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上下游防洪标准的调整问题、左右岸防洪标准的调整问题；与水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相调整的问题、与其他社会基础产业相调整的问题等都需要认真考虑。同时还应考虑防洪工程的最佳效益，考虑不同堤防加固措施的经济合理性问题。

    4、加强洪水风险的研究，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依据。由于在洪水风险中求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需要对洪水风险的区域分布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把握其规律，顺应自然，因地制宜采取有效的减灾措施。全国推广绘制洪水风险图，对于提高全民的水患意识，促进防洪决策科学化,减轻洪涝灾害损失，保障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紧迫而意义重大的工作。

    5、98大洪水的调查研究。98抗洪实践是一次难得的洪水原型大实验。无论水情、工情，还是险情、灾情，都出现了一些未曾想到的变化。全面深入组织多学科的综合性的调查是非常必要的。调查成果的分析必要时可借助新的高技术手段，如数据库和仿真模拟技术等。

    6、灾后重建家园的合理化模式。今年大洪水中溃堤受淹的民垸，都处于洪水风险相对较高的区域。在重建家园的活动中，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需要慎重研究。

    7、加强城市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研究。21世纪中期，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6亿时，城市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60%。今年武汉市虽外洪未入，但一场暴雨就造成了严重的内涝损失。城市防洪排涝标准需要大幅度提高，城市河道治理面临许多新的难题。

    8、加强农村防洪除涝安全保障体系的研究。为了确保21世纪16亿人口的粮食安全，需要尽力限制水旱灾害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尤其需要考虑连续重大灾害年发生时减灾对策。

    98抗洪，轰轰烈烈。在这波澜壮阔之中，人们在寻找水利科技的影子，呼唤水利科技的名字，期待水利科技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水利建设的投入已开始逐年增加，但是水利科研的投入，仍缺乏保障。经过98大洪水的冲击，如果能为水利科研的地位讨个说法，也以立法的形式定个水利科研占水利投资的比例，这对于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98抗洪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近50年水利建设的成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万众一心保家园的壮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情，激励了民族自强的精神。同时，98大洪水也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了我国严峻的防洪形势，认识了在洪水高风险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国情。如何借此机遇，明确长远的发展目标，全面而分阶段地推动我国现代化防洪体系的建设，促进依法治水、计划治水、科学治水，是98大洪水留下的核心议题。

    1. Since flood protection embankment plays more important role in our flood control system, not only should ‘hard’techniques be enhanced, but also some ‘soft’measures should be developed, including risk assessment for embankment system and schemes for emergency of dike broken.

    5. The great floods in 1998 offered large number of rare and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full-scale test’.. After the floods, it is necessary to organize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discipline investigation. The analysis can be made by mean of high techniques, such as a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ing.

载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