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已经得到的数据表明，文化和亚文化背景对景观审美偏好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从整体上讲，许多研究都发现不同文化和亚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1-11]。但在另一方面，文化和亚文化对景观偏好的影响似乎确实存在。有研究表明，景观审美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后天习得特征[12]，发现专家（风景园林专业）与公众之间具有非常不同的审美偏好[13]。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背景的影响是具体的、局部性的，往往不便于通过相关分析这样只反映总体一致性或差异性的统计手段来考察。所以，对具体景观的偏好程度的研究往往能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如Kaplan和Herbert的研究发现，尽管三个不同被试群体（美国大学生、澳州大学生和野生花卉协会成员）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但对许多具体的景观，它们的偏好程度则有较大的差异[14]. Zube也有类似的报道[15]，根据对北美和西欧人的研究表明，文化背景相似程度较高的不同群体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一致性[16,17]；笔者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尽管风景园林专家、专业大学生、林业大学生和普通公众之间具有显著一致性，但在对具体某些景观的审美态度上却有较大的差异[9,10,18]。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这些差异进行有说服力的统计学检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这正是本工作的一个重点。
　　
　　至于导致上述种种差异的景观特征，以往的研究表明景观构成组分和景观的空间结构特征都有着重要的作用[8,14,18,19]，其中景观的人文特征对景观审美偏好的影响较为明显，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人们对自然景观的偏好程度要高于对人文景观的偏好[15,19-24]，但是这些发现基本上是以西方人为对象的。有报道已表明，第三世界民众有可能对诸如景观的"城市化"等特征持有与西方人很不相同的审美态度[25]。那么，具有不同亚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审美偏好有什么不同呢？这也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共邀请9个群体参加景观审美测量实验（表1）。以往的研究表明，对组内背景较为均匀的群体来说，被试样本在20－30人就已足够了[3]。本工作中被试群体样本大都大于或等于20。

表1 9个被试群体的主要背景特征

　　2.2 景观 本研究是结合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丹霞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工作而进行的，研究成果将作为风景区规划的基本依据。根据风景区内景观的构成组分及总体特征，划分出8种景观类型（表2），然后根据每种景观类型在风景区内所占的比重可见程度进行取样。由于照片和幻灯的方便性和极高的可信度[3,5,26]，本实验中以彩色幻灯为媒介进行景观取样，共取50种景观作为审美态度测量的"刺激"，并将其随机编号。

　　2.3 审美偏好测量及分析方法 采用SBE法[3]，即逐个评分法进行景观审美偏好测量，10分制，每号幻灯的呈现时间为10秒。由于该方法有一个缺点可能会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即作为刺激的景观之间的比较机会较少[27,28]。所以，在正式开始审美偏好测量之前，我们先把50号幻灯分别按正、反顺序呈示给被试者，使其对所有景观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和初步的比较。然后请被试者根据其喜好程度给景观评分，根据每个被试者的评分，以群体为单位，制定美景度量表。

表2 景观类型及其主要特征

　　在上述美景度量表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运用数量化理论Ⅲ进行9个群体间的比较和分析，并借助于二维分布图来判别不同群体表现出较大审美偏好差异的景观。所有这些分析都借助于二维分布图来判别不同群体表现出较大审美偏好差异的景观。所有这些分析都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此外，还运用t分布检验来进一步讨论亚文化背景对某些景观类型审美偏好影响的显著性。

3 结果和讨论

　　3.1 群体间景观审美偏好的一致性随着文化教育背景差异的增加而减弱 皮尔森（Pearson）积相关（表3）分析表明，在前8个群体（G1，G2……G8）之间，存在着显著一致的景观偏好（P＜0.001）;但G9（青年农民临时工）与G2、G3、G4（青年风景园林专业人员和园林大学生）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相关性；相比之下，青年工人G8与青年农民之间的一致性是相当好的（P≤0.001）；而G1（环境绿化高工，侧重于园艺栽培），G5、G6（园林专业函授生，具有观赏园艺基础）和G7（低年级大学生）与G9的相关性则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从总的趋势来看，群体间景观偏好的一致性随着它们之间文化教育背景差异性的增加而减弱。G9与其他群体特别是G3、G2、G4之间的如此显著的不相关性以往很少见有报道，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的景观知觉偏好研究大多以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为对象，而对第三世界农民这样受教育较低的亚文化层次注意不够。

表3 根据对50种景观的平均偏好水平（美景度）计算的各组间皮尔森秩相关系数表

r≥0.45,P＜0.001;r≥0.36,P＜0.01;r≥0.28,P＜0.05;r≥0.24,P＞0.10

　　总起来说，知识分子（不包括G8、G9）之间景观审美偏好具有非常高的一致性。与普遍文化教育对景观审美偏好的影响相比，专业教育的影响相对来说并不十分显著。

此外，比较而言，G7（低年级普通大学生）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表3），这与笔者以前的发现相一致[9,10]。

　　3.2 反映群体间审美态度差异的景观特征 景观样本得分两维图有助于我们判别反映群体间审美态度差异的景观特征。为了检验不同群体对各类景观的审美偏好有无显著差异，我们对各类景观的平均偏好水平进行了t分布检验（表4，5，6）。显然，对3种景观类型（d、f、g），许多群体之间都存在着显著不同的偏好，而对其它类型景观，这种组间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下面，我们将基于对景观类型及逐一景观的分析，来讨论文化教育背景对景观审美偏好的影响。

表4 各群体对现代农耕景观平均审美偏好（等级）差异显著性的t分布检验(df=8)

表5 各群体对旅游设施景观平均审美偏好（等级）差异显著性t分布检验(df=6)

表6 各群体对沿江景观平均审美偏好（等级）差异显著的t分布检验(df=6)

表4，5，6中***P≤0.001;**P≤0.01; *P≤0.05;+P≤0.1;-P＞0.1

　　3.2.1　农民与其它群体对农业景观的不同态度 本实验有两类农业景观，一类是现代农耕景观（景观类型f，以泥泞的机耕路、缺少古树的农舍和缺乏绿叶的大田为主要特征）；另一类是传统田园景观（景观类型e，或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景观，以古榕树、柴篱菜园、田园小径及田间小渠等为特征）。对第一类农业景观，G9（农民临时工）对所有5张幻灯的审美偏好都比其它任何群体高；G9对这类景观的平均偏好等级是18，而其他各群体对它的平均偏好等级是36.8－45。G9与其他各群体对现代农耕景观的审美态度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著的。G1、G2、G3…G7几乎对该类景观中的全部5张幻灯都给予最低的评价，G8则给其中的2张幻灯以最低的评价；在G9的偏好得分中，没有一张属于景观类型f的幻灯处在最低的偏好水平。我们注意到，9个群体只有G9与农业景观有着密切的功利关系，而其他8个群体都生活在城市，既使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来源于农村，但他们也都与农业景观缺乏直接的功利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的功利兴趣对景观的审美偏好可能有很大影响。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至少某些职业（他们与景观的现实功利关系较为密切）对景观审美偏好有很大影响，这与Zube等[2]的结论有很大冲突。

　　在对另一种农耕景观－－传统农耕景观（类型e）的审美偏好方面，情况却有了很大的不同，所有9个群体对这类景观的评价都很高，G3尤为高；对于这些风景园林大学生来说，这类景观中的大部分幻灯都处在最高的偏好水平，这类景观的平均偏好得分居七类景观之首。曾经对景观类型f表现出极端不同审美态度的G3和G9，却对类型e（传统田园景观）有非常一致的和非常高的审美偏好。G9对该类景观的高度偏好与其对景观类型f的较高的审美偏好，在程度上是处同一水平的，类型间的差别不显著，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农民对其休戚相关的农庄、田园有特殊的审美偏好，不管这些景观是田园牧歌式的还是发展中的现代农耕景观。知识分子们（除G8、G9以外的各群体）特别是G3、G2表现出来的对传统田园景观的高度偏好和对现代农耕景观的极低评价，则明显带有非功利的、唯美倾向。这两类景观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妙的。在景观类型e中，绿色的菜园、冠大荫浓的古榕、田间小路、池塘水沟等是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它们向人投递了和谐、安宁和悠闲自乐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趣。至于知识分子们为何对这种景观和所传递的生活信息有较高、甚至是最高的偏好，可能还与他们所受到的带有隐逸情调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有关。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专业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与其他群体很不相同的景观审美次级心理结构[29]。而G9与G2、G3、G4对景观类型e的审美反应的高度一致性也说明，仅仅通过群体间的整体的相关分析来讨论群体间的差异是不够的，因为，既使是没有任何相关性的群体之间在对某种具体类型的景观审美态度上，也可能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反之亦然。

　　3.2.2　对现代旅游设施景观的不同偏好 在对现代旅游服务设施景观（现代化宾馆建筑、琉璃瓦仿古建筑等）的审美态度方面，具有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群体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显著的（表5）。G9（农民临时工）对这类景观的偏好水平最高，平均等级达到5.2，居各类景观之首，G8（青年工人）与G9的态度比较接近，G9和G8分别对全部4张幻灯和4张中的2张幻灯给以最高的评价（处前10名）；完全相反，在G3的心目中，所有属于这类景观（类型g）的幻灯都是最差的，它们的平均等级为46.8，G3与G9的差异之大，显而易见；其他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受到某种程度风景园林专业教育的G4、G2、G6等，对g类景观的审美态度也与G3接近。

　　有意思的是，对现代旅游设施景观的偏好水平随着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农民临时工和青年风景园林大学生各居两个极端。至于为什么风景园林青年学生比风景园林工程师及城市绿化专业高工们更走极端，可以解释为青年学生离现实的功利兴趣更远些，因而反映出更为纯真的景观审美理想。比较各群体对三种文化景观（e，f和g）的不同反应，我们看到了所谓"世俗"与"淡雅"的景观特征及其内在的意义，而在传统田园景观中，这两者似乎达到了某种统一与和谐。这种和谐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现实功利兴趣与景观审美理想的统一。

　　3.2.3　对沿江景观的偏好差异 表6表明，对于沿江景观（以水为前提，具有阴冷朦胧气氛），各群体的审美偏好呈现出与上述对旅游设施景观的态度反应完全不同的格局。G9对这类景观的评价非常之低，平均等级为7类景观中的倒数第二，而风景园林专业学生（G4和G3）则表现出极高的审美偏好；G8与G9较接近，其他各知识分子的偏好水平也都很高。组间审美偏好水平的递变关系恰好与对旅游设施景观类型的态度反应相反。知识分子们，特别是青年专业学生们对灰冷和朦胧气氛，以水为主体的景观的特别偏好，在笔者以往的实验中也有反映[9,10]。这似乎反映了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君子"气质，和对"迷远"（宋人韩拙将其作为山水画品评的六个标准之一）和素雅景观的偏好及对"清静无为"的崇尚。

　　关于水在提高风景偏好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往研究都给予充分的肯定[15,21,23]。但从本研究的发现来看，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和工人们对水的热情似乎并不象知识分子的热情那么高，甚至在以水为主体的景观中，水还具有某种负效应。对此，将在另外文章中作深入讨论。

4 结论

　　相关分析表明，具有中等以上教育水平的各群体之间在景观审美偏好方面，总体上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但风景园林师（包括青年专业学生）与青年农民临时工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总的来说，组间相关性与各组之间文化及教育背景的相似性相一致，呈正相关关系。通过对具体景观审美偏好水平的研究发现，除了上述文化教育背景之外，群体与景观的功利关系也影响景观的审美偏好。这些文化教育及功利兴趣对景观审美偏好的影响最明显地反映在文化景观（包括现代农耕景观、传统田园景观和现代旅游设施景观）之上，和以水为主要特征的沿江景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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